春节，回家团圆的时刻。

    洪流中，有人带着衣锦还乡的荣耀，驱车千里，返回家乡；有人怀揣在外打拼的辛劳，编织谎言，把在外的痛楚和伤口小心掩藏……

    洪流另一端，有人在挣扎。他们渴望回家，但壮志未酬，生活落寞，无颜回家！不敢回家！害怕归家！只好选择留守这座城市，在万家团圆的夜晚，任思念滋长，泪水长流，独自品味生活的辛酸。

    还有人，想回家，却不能回家。生活所迫、工作所累，单位加班，只能与家人在新年里隔空相对。

    荣耀、谎言与无奈交织。一曲回家故事，折射几多世事辛酸？从今日开始，本报连续推出回家系列报道。只要你愿意与人分享你的故事和心境，请致电南方都市报020-87388888

    2月1日，上午10时，重庆，阴。

    缓缓流淌的长江南岸，是这座美丽山城的南岸区南滨路。路边一家豪华酒楼的二楼厨房门口，因为刚刚上班，只有工作人员和麻辣的气味来来往往。

    “小张，有人来看你喽，”有人高喊。

    一个年轻的身影探出门来。穿着一身布满油垢的白色工作服，有些紧张地搓着双手。接过我们递来的名片，年轻人一听说有车带他回家过年，随手放下名片，急匆匆跑回工作间换衣服。

    这个年轻人就是张方钧。2009年4月21日，他和哥哥张方述为了给重病的母亲筹措药费，该案在广州市三元里当街劫持一名人质。同年9月27日，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哥哥张方述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同样罪名判处弟弟张方均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

    回家

    坐在回家的车上，张方钧的眼角不时流露出微笑，能在春节前回家看望母亲让他很开心。

    去年10月，回到重庆后，在媒体帮助下，张方钧在南岸区南滨路的一间酒楼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端菜送菜，上午9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休息两个小时后再上晚班，从下午4点直到晚上9点。

    3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做些杂活，张方钧还经常学做一些员工餐。宿舍距离酒楼步行不过5分钟。有好心人愿意借他一套房子，让他把患病的母亲接来照顾，还有人愿意帮助他哥哥张方述的儿子上学。

    似乎，一切都还算好。

    张方述、张方钧是兄弟俩从前的名字。1988年，两人的生父因病去世，两年后，母亲谢守翠改嫁,继父姓付。

    在新学校周家庙小学，兄弟俩认识了新同学张文峰，虽然不少同学会不时起哄，称兄弟俩是“没老爸的”、“隔壁村的野蛋”，但张文峰一直和两人保持着友谊。

    多年后，坐在家门外的张方钧告诉我们，从小时候开始，他就和哥哥心意相通，虽然两人从不谈起在学校被欺负的事情，“但我们一直想过上好生活。”在张方钧心中，外出打工是过上好生活，支持哥哥继续读书的必经之路。

    兄弟俩所在的临江镇安乐村，全村不过300人，一多半的人在外打工。而在临江镇镇中心的一堵墙上刷着这样一行标语，“要致富，去务工”。

    打工

    谢守翠每天守着自己4岁的孙子，大病后的她已经不能再干沉重的农活。家里的一亩多地全都交给了丈夫付前统。为了省钱，如果病情稳定，她吃药便只吃一半，即使这样，每月200多元的开销也让她心疼。

    在酒楼上班后，张方钧会每月寄500元回家。自己的开销不过200多元。说起现在的工作，张方钧的心底并不满意，“每天就是端盘子，学不到什么东西。”每天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几乎都呆在宿舍里，黯然发呆。

    “一开始打工我就是端东西搬东西，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端东西搬东西，”张方钧说，14年的打工生涯里，他和哥哥一直没能像张文峰或者同村其他人掌握一门熟练的技术“只会卖力气”。

    比起全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张方钧认为自己和哥哥是“混得最差的”。

    12岁那年，小学还没念完，张方钧辍学回家。两年后，1996年，张方钧在舅舅的介绍下，进了湛江的一家工程队，每天背红砖，扛木块。一个月后，张方钧第一次拿到了700多元的工资。

    1998年，初中没毕业的张方述与张文峰一起到东莞，开始打工生涯。

    仿若魔咒一般，1999年前后，张文峰跳槽去了一家更大的皮具厂。张氏兄弟却先后进入了东莞的两家黑工厂。在工厂里，兄弟两人失去了自由，所有的收入也被扣押，稍有反抗便被毒打。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5年左右才解脱。

    2006年春节，兄弟两人时隔多年后在开县老家重聚，张方钧还带来了怀孕的女友阿娇，那也是谢守翠最开心的一个春节。只是她不知道，为了度过这个春节，也为了即将临盆的女友，张方钧第一次开口向张文峰借来了5000元——— 这时的张文峰已经开起了自己的小作坊，并在广州租下洋房，把父母从老家接来共住。

    “这是我大叔家，这是我二叔家，”张方钧指着两幢相隔不过10米的房子说。大叔的两个女儿在东莞打工不久先后开了餐厅，小儿子付长寿在她们的介绍下，去了东莞一间工厂开车。二叔付前海的儿子付样明本科毕业后，同样在两个姐姐的介绍下去了东莞一家鞋厂打工。

    张方均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这些儿时的玩伴兼好友，随着各自境遇的变迁，相互间失去了联系。

    张氏兄弟事发后，付长寿彻夜不眠，“他打电话来骂我，问我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张方钧慨叹，如果能有熟人指引，如果能有高一些的学历，他和哥哥的打工之路绝不会如此坎坷，也不会陷入无钱救母的困境。

    反差

    虽然年关将近，可这个在连番打击下奄奄一息的家庭丝毫不见一丝喜庆的模样。张方钧给哥哥写过两次信，都没有回应。每次回到家中，他都告诉母亲自己在外一切都好，谢守翠有时问起大儿子的情况，张方钧回答不出，母子俩便相顾落泪。

    我们从开县县城买来大包的猪肉、香肠、花椒和糖果送给谢守翠一家过年。谢守翠用绳子把香肠和肉用绳子串起来，张方钧爬上梯子，把肉和香肠挂在门前。4岁的张永飞四处乱跑，衣服里塞满了饼干和糖果。屋里开始散发些许活力。

    在两个儿子出事以后，付前统像变了一个人，基本不再喝酒，以前水火不容的两父子现在开始说话了。除了家里承包的田地，付也开始勤快地到处找活干。

    回到家里的张方钧除了下山接我们，绝少出门。一方面，他想多陪陪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村里的风言风语让他觉得抬不起头。

    从2009年9月张方均离开广州后，张文峰几乎每个月都会前往广州白云区看守所探望张方述，但因不是直系亲属，每次抱着希望去，总失望而归，去年12月底，张文峰给张方述寄了500元钱到监狱，还写了信，但一样没有回音。

    直到上个月2号，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终于带来了一丝关于张方述的消息，“打电话来的人是他在监狱关在一个监室的，那个人刚刚刑满释放了，受张方述的委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在牢里一切都好，也很努力表现争取早点回家，希望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尽量照顾下他妈。”

    起点

    在法院宣判“判二缓三”的那一刻，张方钧说自己心里非常激动，甚至充满了豪气，“经过这么大的磨难，我走过来了，我一定要重新开始，开始全新的生活。”而媒体报道后，各方接踵而来的帮助更加让张方钧相信，日子会从此好起来。

    然而，一切都并非如此简单。

    事发后不久，曾经相爱的江西姑娘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张方钧。即便回到重庆，来到餐馆打工，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同事认出了他，“经常有人笑话我，背后说我的事情”，张方钧说，他每天就是埋头干活，一天和人说话不超过5句。

    各方给母亲的捐款还剩3000元，谢守翠再不敢去动那些救命的钱。

    现实再次让张方钧感到无力，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起点，甚至还戴上了一层更重的镣铐。他悲哀地发现，14年打工后，他和哥哥期待的美好生活并没有如愿到来。他依然做着最简单的体力活，拿的工资从没超过750元。下班后，张方钧会经常一个人在南滨路的江边发呆，“经常会想起那天(劫持人质)的场景，想想浑身就发抖。”酒楼每个月放4天假，张方钧一个月集中回家一次看望母亲。每次回家看到侄儿，张方钧总会喃喃自语道，“以后一定要让你多读点书，找份有技术的好工作。”

    统筹：本报记者　林劲松　

    采写：本报记者　周皓

    摄影：本报记者　钟锐均

    视频：本报记者　李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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