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压缩过剩产能的政策让广东感受到切肤之痛，筹划已久的湛江钢铁项目被列为调控对象。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指出，金融危机之后，钢铁需求产生逆转，项目什么时候启动要视整个产业的发展状况而定。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此次也被列入了“黑名单”。熊必琳指出，这两个行业的突出问题是在建产能多，尤其是部分地方上此类项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地区的环境容量和资源供给，出现了投资一哄而上、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问题，将其作为调控对象，主要是要促进自主创新，把握发展节奏，引导其有序发展。

    众所周知，产能过剩最强有力的推手是地方政府。两广争夺千万吨级钢铁项目自不待言，新兴的多晶硅太阳能产业之所以在一两年内成为“产能过剩”产业，主要也是因为地方政府看准了新能源产业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有审批容易的特点，千方百计地设置优惠政策引进投资。政府对税收和政绩的诉求，转化为无止境引进、扩张产能的冲动，而连年评价绩效的压力又导致扩张了的产能“只能上不能下”，形成了一种“刚性”，长此以往，产能只能不断扩张。

    这一问题在金融危机之下显得更为复杂。由于外需减退，我国高度依赖出口的产能本来就已经严重过剩，但为了刺激经济，政府必须通过大举投资主导经济复苏。在民间金融网络不完善、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背景下，政府主导的投资必然流入生产领域。这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则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日益加强。据国家发改委财政与金融司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令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已超过5万亿元。最令人担心的是，这一轮举债投资，又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这一结构的脆弱与不可持续可想而知。由此可见，遏止产能过剩必须遏止地方政府扩张产能的冲动。

    遗憾的是，当前压缩产能的主要责任，恰恰被赋予在各级政府头上。以行政手段治理产能过剩的悖论在于，最应该被遏止的产能扩张动机恰恰来自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倘若将压缩产能的令牌交给地方，只能导致地方政府对与其政绩指标关联度小的中小企业下刀，而对与政绩相关的“大项目”，却无法动摇。问题是，“大项目”往往是重化工业产品，最终仍然需要千万中小企业购买，裁撤了中小企业，只能导致“大项目”的潜在消费者减少，令这些大项目本身成为产能过剩的牺牲品。

    必须看到，获取政绩和财政收入，是任何一个地方官员的正当诉求，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被视为创造“中国奇迹”的制度优势。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如何压抑地方政府的竞争冲动，而在于如何改变激励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协调市场、刺激内需方面，使之成为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压缩产能的推动者。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早有论者指出，当前增值税从生产环节征收，令地方政府将“生产”作为其经济命脉。只有改为从“消费环节”计征，才能促进地方政府将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放在工作日程首位。而从政绩评价体系的角度出发，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功能分区体系，对不同省份建立差异的发展指标，并允许地区之间进行产能容量、排污权、土地使用指标等经济指标的交易，将有助于实现地区间差异发展。以“两广”争夺千万吨钢铁项目为例，倘若有一个全国性的“产能指标”交易机制，令放弃落后产能的地区能获得新增优质产能地区的补偿，那么，行政命令式的“批”与“不批”，就有可能转变为“价高者得”的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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