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凌晨，黑龙江龙煤集团新兴煤矿发生矿难。至昨日，事故遇难人数已达92人，另有16人被困井下。事故原因初步确认为瓦斯突出事故。这起灾难距离上一次大规模矿难时日已久，让公众近乎脱敏的神经重又紧绷。而此际正是天寒地冻，各地取暖能源趋紧，近百名矿工长眠于地层深处，消融于血煤之中。这种人道的检视令社会公众感受良知的撕扯。

    矿难之于中国，早非新鲜话题。这更加证实了一种时代的残忍，如何将生命的毁灭视若无睹，进而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选择性失明。许多人把矿难当成一种生命的慨叹，庆幸余生之有福；另一些人则把矿难当成道德课堂，谴责矿主无良与唯利是图。然而，矿难是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涉及到公民的伤亡，首先便凸现出政府安全监管责任的缺失。因此，矿难的命门并不在人道主义或道德谴责，而在于政府公共责任的失落。

    有人说，是矿主制造了隐患，而官员制造了矿难。这是对政府责任的高调苛求么？显然不是。任何产业，若丧失政府监管，则人的处境必定困苦。无论是作为生产者的劳工，还是作为消费者的公众，都将因为失去政府公共责任的庇护而变得窘迫，甚至失去生命。政府制定安全法规和环保标准等，督促和保护劳工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权益，进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矿工，在他工作的矿井里因事故而失去生命，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政府安全监管责任的失败。

    事实上，如果以生命存在划一条界限，则所有矿难的事后处置，都只有人道补救的意义，而失去了最重要的内涵——— 保全和提升生命的质量。这使政府对类似煤矿产业的安全监管，必须将最重要和充分的工作做在事故之前，而不是在灾难发生之后。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矿主存在主观上的故意，硬要工人去送死，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必然前提。政府的安监责任和矿主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侥幸心理之间，构成了一种以劳工生命为代价的拉锯，而矿工并不能左右这些决定他们生命的外在力量。这正是矿难背后的权利困境。

    在许多遏制矿难非常成功的国家，工人因为工会权利的保证，从而参与到了攸关其自身性命的生产安全巡视中来。在南非，就推行了强大的矿工工会及巡视员制度，使矿工参与到矿业管理中来，因为没有其他人比他们自己更重视煤矿安全。在中国，采矿业的安全保证，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它唯一的难题是如何引入有效的监管。矿工虽有参与安全监管的足够动力，却没有这种权力；官员有安全监管的足够权力，却没有动力落实监管，甚至借此寻租，陷劳工于不义。至于矿主，又要马儿跑得快(多出煤)，又要马儿不吃草(节省安全成本)，收买官员成为创收的重要途径。丧失权利的矿工正是用他们的生命在陪矿主和官员玩这个游戏。

    今年以来，曾经矿难频仍的山西省下令在煤矿领域掀起了国进民退的运动，意欲借此减少矿难的发生。理论上来说，采矿企业规模越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越高，矿工的生命安全越有保证。但事实上，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不是决定矿工生命安全的真正所在。因为无论是在国企还是私企，矿工并没有从死亡游戏的规则中摆脱出来，进而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近年来，若干起特大矿难都发生在国有煤矿，甚至是大型煤矿，足以显示企业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并不能揭示矿难背后的真正逻辑。

    舆论早已揭示要治矿难先治官，所指正是官员权力腐败带来的煤矿安全监管失效。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要治矿难必先向矿工赋权。作为公民的矿工，他首先要有一种能力，直接或间接的能力，可以把政府安监官员请到矿井现场来，随时监管他劳动场所的安全，而不是在他长眠于地下之后；其次，作为企业工人的矿工，他要有能力可以把企业主随时请到桌面上来，要求立即改善糟糕的矿井安全设施，从而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忍受“你不干就走人”的胁迫。但迄今为止这些权利都只是想象。在另一些场合，或许这只是些虚拟的权利，可在那些幽深的矿井里，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些权利的缺失吞噬了他们整个的人生。

    ●欢迎回应：shelun@ 188.com　南都网：w w w.nd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