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部制部门下月挂牌，11个部门的正局级负责人前日接受了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书。这11人皆为男性，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其中最年轻的今年44岁。他们大多在各自管辖的领域有着20年以上的经历。除了3位局长是新晋当选外，通过调整职能扩大权力的市交委、市建委、市城管委等部门的一把手都属于沿袭留任。在展望新任期时，这些部门要员都说压力很大。

    政府部门的掌门人落定，意味着广州大部制改编计划跨过了最难的环节。余下的整合或新建细节，将在各部门内部闭门展开。当然这是后话。就政府架构而言，这些新任命的“局座”与政法序列的负责人一道，协助书记市长开展工作，共同组成治穗领导班子。他们既是决策团队，也是问责团队中的第一梯队。广州的未来能否如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施政质量。

    正如广州市民所能体验到的，诸位“局座”所言的压力，根本不是谦辞套话，而是他们不可回避的现实。这现实由众多困难构成，有的日积月累，有的历久弥新，有的乍然显现。譬如广州之困，在交通堵塞，在环保隐忧，在旧改拆建，在房价虚高，在文化传承，在行政积弊，在民心民意。授权之后，部门领导者应将注意力转向职责所系，将民众忧心的问题当作正确履职的目录。

    相较于广州困扰的紧迫性，以及它们对民众的压迫，诸位局级负责人要设身处地贴近问题本身。譬如史无前例的市区出行难，市交委当检讨既定的治理思路，正视问题，先谋而后定，不能让交通困局继续困扰广州。并入地铁后，市交委筹措余地宽裕，没有理由再辜负市民托付。其他问题，无论轻重缓急，无疑都要拿出执政新思路，因应市民及城市的处境。

    最坏的假设情形是，新掌门例行旧政策，陷入行政窠臼不能自拔或不愿脱离，只将大部制理解为权力扩张，抛弃权力愈大、责任愈重的公共期许。轻慢市民疾苦，漠视民众困厄，现在有多少问题源于这种权力的自利妄为？新任掌门人踌躇满志之时，不能忘记作类似的警醒和反省。广州思变，他们要有积极作为，要有正面促进。

    新河浦拆楼叫停后，旧改模式可有改弦更张？所谓游商“黑社会”化，城管的敌意消失了吗？赶工期，上马B R T，治理广州围城有了整体考虑吗？500亿元治水，财政拨款是否安然无恙？市区两级规划垂直管理，园林造景铺张，调控房价乏策，在新一任高级行政团队的视野中，是否有了通盘清理广州困扰的策论？部门做事，市民在看。若说没有挑战，那是自欺欺人。

    广州民众的处境，照见部门行政的本质。不管大部制如何腾挪公权，始终不变的是广州困扰被解决的程度。对许多新任命的部门负责人来说，此后的五六年是在实权部门任职的最后时期。为防止履职过程中片面地追求稳妥或无为而治，广州当把领导干部问责规程使用起来。领导者的五六年，以千万计的广州人的五六年，后者自然重于前者。

    遴选新官上任，广州大部制有了深化下去的骨干。这会被理解为政府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其实，民众并不真的热衷于部门大小的变化。厘清权力纠葛不清，只该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需求。评价一个好政府，民间的标准并不复杂，就是那些众所周知、日复一日的问题能否被解决，以及解决的时间表。若不能触及于此，虚浮在表面，大部制仍然见出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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